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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ierre Jeanneret 皮埃尔·让纳雷椅子：P! Galerie（苏黎世）的昌迪加尔原作家具
皮埃尔·让纳雷为昌迪加尔所作家具设计的愿景
1951年，勒·柯布西耶受委托设计昌迪加尔，作为印度旁遮普邦的新首府。他的堂弟皮埃尔·让纳雷担任现场总建筑师，在印度度过了十五年，从1951年至1965年。
勒·柯布西耶设计了首府建筑群（Capitol Complex）中宏伟的政府建筑，而让纳雷则与B. P. 马图尔合作设计了甘地纪念馆（Gandhi Bhawan）及其他行政建筑。他为这座新城市制定了家具计划：为行政建筑、大学、住宅、高等法院和公共机构设计家具。
这些室内设计和家具并非次要之物。它们是一场政治与社会实验的组成部分：在后殖民时代的印度建立一座现代、民主的首都。每一件家具都必须发挥作用：适应印度气候，采用当地材料，由当地工匠制作，无需进口零件即可维修。
让纳雷并非为欧洲客户设计物品，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语言。挑战是根本性的：如何将现代主义原则转译到印度语境中？如何创造兼具功能性、可生产性与形式统一性的家具？如何创造同样具有远见、并发展出自身印度现代性的物品？昌迪加尔的设计不是欧洲现代主义的输出，而是它的解放与进一步发展。它摆脱了欧洲现代主义的道德说教：关于正确形式的教条让位于印度的现实，而这一现实为游戏留出了空间。
让纳雷的回答是一种必要性的逻辑：精简为结构、材料与功能。但皮埃尔·让纳雷的方法并非纯粹的功能主义。在这里，实用主义获得了愿景，并找到了自己的视觉语言：以建筑的方式、在更大的语境中思考设计，而不是把它当作装饰空间的孤立物品。设计超越了设计本身，达到一种“非设计”的状态，在其中，审美、诗意与游戏性的方法保持着一种特有的从容。正是在这里，他的设计变得激进。
昌迪加尔家具的制作
让纳雷主要使用当地材料，如印度柚木、印度黄檀（sissoo）和藤；在早期的实验阶段，金属和竹子也发挥了作用。家具在昌迪加尔的政府作坊中制作：传统榫卯工艺，适应现有工具，采用当地木材规格，顺应当地气候条件。藤编由当地工匠完成，常采用地方性图案。后来，藤常被塑料带取代。
让纳雷在现场领导首府项目办公室（Capital Project）。在他手下工作的是一支年轻的印度建筑师团队，其中包括尤利·乔杜里（Eulie Chowdhury）、阿迪蒂亚·普拉卡什（Aditya Prakash）、J. L. 马尔霍特拉（J. L. Malhotra）和A. R. 普拉巴瓦尔卡尔（A. R. Prabhawalkar）。
昌迪加尔是一座一次性建成的完整城市。为其法院、部委和学院制作了数以千计的家具，每一件都必须分配到所属的建筑。标记承担了这项工作：手绘或模板喷印的缩写，常附有库存编号。HC代表高等法院，PU代表旁遮普大学，PEC代表旁遮普工程学院。这些标记主要出现在来自行政建筑的家具上，但并非全部都有，来自住宅建筑的家具则很少带有标记。
昌迪加尔家具的真伪
1967年让纳雷去世后，这些家具被视为过时。许多家具被丢弃：被出售、送人或焚毁。收藏家在1990年代末开始关注它们；当价格飙升时，先是出现了赝品，随后又出现了复制品。从那时起，真伪成为核心问题，这不仅关乎价值，也因为原作具有一种灵韵（aura）。
一把皮埃尔·让纳雷的椅子通常在法院、部委或学院中被日常使用了数十年。其表面显示了这一点：磨损的边缘、褪色的库存标记、旧日的修补。这种包浆是物品外观的一部分，决定了它独特的性格。它记录了物品的历史，最终也是判断真伪较为可靠的依据之一。因此应当保护它，而不是去除它。不当的修复、不合适的清漆或打磨都会使这些痕迹消失。干预应仅限于稳定性所需。界限在哪里，必须逐件判断。
大多数家具的来源无法完整追溯。公开拍卖的收据或其他书面文件很少存在，即使存在，也无法确定地与某一件具体家具对应。这正是画廊经验不可或缺之处。登记在区块链上的证书记录了一件家具在某一时刻的状况与所有权。从那时起，它的历史便有了记录。
P! Galerie
P! Galerie位于苏黎世近郊的Dietikon，由建筑师Pedja Hadži-Manović主持，经营皮埃尔·让纳雷与勒·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原作家具：PJ-SI-28-B办公藤椅（Office Cane Chair）、LC/PJ-SI-42-A扶手椅（Bridge）、PJ-BU-02-A书桌（Clerk’s Desk）以及PJ-R-27-A储物柜。画廊将让纳雷与相关的设计立场并置呈现：夏洛特·佩里昂、赫里特·里特费尔德、让·普鲁韦和汤姆·施特拉拉。选择只遵循一个标准：激进，而非装饰。